另類

1989年11月6日至9日，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和江澤固態硬碟民親切握手
1988年mSATA2月16日，鄧小平在上海出席春節聯歡晚會，江澤民和上海市的老領導陳丕顯(左一)陪同

　　1997年2月25日，鄧小平同隨身碟志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致哀悼詞
　　1991 年 2 月 14 日SD記憶卡，鄧小平和國家主席楊尚昆（右二）向上海黨、政、軍負責人祝賀新年，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鎔基陪同。
　　“隨身碟好幹部就在眼前”
　　2011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讀完《朱鎔基講話實錄》後，有過這樣一句評價：“偉大的鄧小平與偉大的江澤民選擇了偉大的朱鎔基。”這句話是對鄧小平選人用人水平的一個精彩註釋。
　　鄧小平對朱鎔基的考察，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從1988年到1994年，鄧小平每年都帶家人到上海過春節，一共在上海過了7個春節。朱鎔基接待過4次(1988年到1991年)。鄧小平在這4個春節里，親眼看到上海的發展變化，親自聽到朱鎔基對經濟改革的看法，也更深地瞭解了朱鎔基。
　　鼓勵朱鎔基“不用怕”
　　1990年1月20日，鄧小平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這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他的首次外出視察。大年初一的上午，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的朱鎔基來給鄧小平拜年。兩人的話題很快落到了浦東的開發建設上。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經濟改革如火如荼，上海卻一直舉步不前。朱鎔基等市委主要領導認為，上海目前的選擇只有一個，就是搞深圳的經濟特區。但此前，由於種種原因，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樣搞改革開放。這一次，朱鎔基也是委婉地跟鄧小平說，浦東開發建設的報告不理想，不敢報。鄧小平的回答是，應該趕快給中央報，“不用怕，報嘛”。
　　過完春節後，朱鎔基再一次得到鄧小平的鼓勵：“我一貫主張膽子要放大，這十年以來，我就是一直在那裡鼓吹要開放，要膽子大一點，沒什麼可怕的，沒什麼了不起。因此，我是贊成你們浦東開發的。”鄧小平又說：“你們要多向江澤民同志吹風。”當時，江澤民已由上海市委書記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朱鎔基接棒成為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不過，也正因為這層關係，讓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怕兄弟省份有意見。
　　鄧小平決定親自去做工作。1990年2月17日，他回到北京後，對政治局的領導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一件事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江澤民同志是從上海來的，他不好說話。我本來是不管事的，我現在要說話，上海要開放。”
　　當天下午，國務院總理李鵬就讓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給朱鎔基打了電話，講了一些浦東改革開放要註意的問題，建議出一個書面報告。朱鎔基回答說，上海的報告已經討論了兩三個月，總是不太滿意，要催的話，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
　　朱鎔基果然當晚就改好了報告，第二天就送給何椿霖。此後，朱鎔基向中央領導不斷游說：“我們現在希望增強中央下決心的力量，批准我們這個報告。”他還代表上海保證，會為全局做貢獻，“讓上海真正在全國一盤棋中做出他應有的貢獻，我們有這個決心。”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再次找到江澤民、李鵬等中央負責同志：“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定要及時。”“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一個月後，4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關於開發和開放浦東問題的批覆》。由此，上海煥發出新的活力。
　　1990年到1991年，國際上發生了蘇東劇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出現了嚴重曲折；國內則剛剛發生了政治風波，加上經濟體制中一些深層次矛盾的暴露，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遇到了一些困難。
　　在這個關鍵時候，鄧小平一語定軍心。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道：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麼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我們已經有了一種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為什麼這次治理通貨膨脹能夠見效這麼快，而且市場沒有受多大影響，貨幣也沒有受多大影響？原因就是有這十一二年改革開放的基礎。改革開放越前進，我們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
　　這次談話後一個月，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又去了上海。他一到就立即聽取朱鎔基彙報，再次談到浦東的開發。鄧小平說：“那一年確定4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不過，鄧小平用他一貫的自信和樂觀做了總結：這是件壞事，但也是好事，你們可以借鑒經驗，可以搞得好一點，後來居上。
　　1991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的上午，鄧小平興緻勃勃地登上了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一邊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面貌，一邊囑咐身旁的朱鎔基：“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乾啊！”朱鎔基向鄧小平彙報了浦東開發開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鄧小平聽完後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後，但現在就要做起。”“要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這“三個一點”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鎔基。朱鎔基在全市幹部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在談到未來上海的改革和發展時，朱鎔基說，第一是開發開放浦東，第二就是要推進各項改革，並稱1991年是個“改革年”，還借用曹操的話說：“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為此，朱鎔基被某些人暗喻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
　　上海市委承受住了這種壓力。1991年2月1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以社論的形式非正式地傳達了鄧小平的思想觀點，連續發表4篇“皇甫平”文章。在第四篇《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中，更是引用古人的話論述道：“有的同志兼資文武此全才，既能雄辯滔滔，又能衝鋒陷陣，那更是人才難得，求之不得。”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副總編輯的周瑞金後來承認，這裡寫的就是朱鎔基。
　　第二年，88歲的鄧小平不辭辛苦，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向全國明確提出“三個一點”，打破了姓“資”姓“社”套在人們頭腦中的枷鎖。因此，圍繞朱鎔基產生的這場爭論及“皇甫平”系列文章被視為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先聲。
　　力排眾議扶“黑馬”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上海調往北京的朱鎔基被國內外媒體譽為中國政壇的“黑馬”，而“伯樂”正是鄧小平。1991年春節後，鄧小平就有了調朱鎔基進京的打算。由於朱鎔基獨立思考、敢於直言的性格，不見得所有人都喜歡，為此，鄧小平專門講過一句話：“朱鎔基只能當第一把手，不能當第二把手。” 1992年5月，鄧小平視察首都鋼鐵公司時說：“我不懂經濟，但是我能聽懂。我們選幹部，還要懂經濟。朱鎔基就懂經濟。”
　　1992年10月19日，朱鎔基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連跳幾級，由中央候補委員躍升為政治局常委，成為排在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之後的“第五號人物”。
　　當然，對於朱鎔基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內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見和聲音的。有人寫信表示反對。有人說：“多考察，註重實績。”還有人說：“要多聽意見，上來了，再下去就被動。”
　　但是，鄧小平愛才用才的態度十分堅決而明確。他意味深長地講道：“我們黨現在和將來都需要一批黨性強、懂經濟、思想開放、富於創新、任勞任怨的領導幹部，這樣的同志現在還不多，朱鎔基就是這樣一位同志。他從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績，黨和人民都見到的。一些同志應當把偏見收起來，一大批新的能獻身於黨的事業的好幹部就在眼前。”江澤民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在十四屆一中全會上，朱鎔基順利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翌年3月，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朱鎔基在出任國務院副總理3個月後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那時，中國經濟出現了投資膨脹、貨幣發行量過大、物價猛漲、股票集資熱等金融秩序混亂的情況，在江澤民、李鵬的支持下，被稱為“救火隊長”的朱鎔基果斷決策，加強宏觀調控，整頓金融秩序，為治理通脹、平抑物價奠定了基礎。朱鎔基堅持不搞全面緊縮，只對低水平重覆建設和“泡沫經濟”的部分從嚴管理；而對交通、能源、農業及有利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部分積極扶持。這樣避免了大起大落，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此次經濟的宏觀調控，是中國宣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後首次的經濟戰役，這次勝利使朱鎔基贏得了國內外的廣泛贊譽。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進行財稅體制改革。鄧小平和陳雲兩位元老贊成適當集權，增加中央財政的財力。江澤民也說，要適當地集權，因為中央財政太困難。為此，江澤民先後多次分片主持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的書記、省長座談會，宣講政策，聽取意見，消除誤會。隨後，朱鎔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南征北戰，先後走了十幾個省，與地方官員面對面地掰著指頭算賬。分稅制改革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此中國的財稅體制進入了長期穩定的軌道。作為上世紀90年代中國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它為市場經濟體系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面對朱鎔基通過一系列艱苦努力取得的成績，鄧小平欣慰地說：“朱鎔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現，到中央工作後，思路廣，敢挑擔，敢碰硬，可以勝任。”評價他是一個“有觀點，有主張，有幹勁，有魄力又懂經濟的難得的幹才”。在鄧小平去世一年後，1998年，朱鎔基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
    作者：餘亦青
　　(一)鄧小平留下了什麼？
　　在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到來之際，在他離開我們17年後，再次提出這個問題，時光已讓答案更加清晰、透徹。
　　他留下的思想遺產和精神財富，遠比豐饒的物質成果更恆久。其中，他所倡導的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實現幹部隊伍的年輕化和領導權力的順利交接，以及他對接班人的選擇，深刻影響著今日以及未來之中國。
　　接班人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深入研究。在這方面，蘇聯解決得不好，我國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也沒有解決好。
　　鄧小平16歲即赴法勤工儉學，6年後又離法赴蘇，瞭解資本主國家的情況，也熟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1927年春他回國後，即投身革命洪流。新中國成立後，他是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心裡很清楚，在黨內民主不健全的情況下，如果一個人長期掌握黨的主要領導權力，很容易使決策權脫離領袖集團的集體領導，成為事實上不受限制的個人權力，中外概莫能外。“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就是有力的證明。
　　那麼，怎樣才能避免這種悲劇，實現權力順利交接呢？鄧小平很早就有所思考。“1975年我就想到過這個問題，那個時候毛主席要我來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說，10年後再看。當時我跟李先念同志談過這個事情，10年後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麼樣子了？從年齡來說，我們鬥不過他們呀，在座的同志也鬥不過他們。如果堅持‘四人幫’思想體系的人將來掌權，你們也鬥不過他們，你們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還在，腦袋也不管用了，這是自然規律。”
　　可惜，1975年的鄧小平來不及介入代際傳承的工作，就被“四人幫”打倒了。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才有條件著手解決這個問題。
　　1977年，鄧小平拒絕了黨內外希望他當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建議，他當時已73歲。其他復出的老革命家，也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第二代領導集體建立的那一天開始，鄧小平就在考慮安排接班。1979年11月2日，他談到：“我自己就有這個想法，如果黨允許我今天退休，我馬上就退休。這是真話。從整個事業來看，我現在還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會贊成。但是，就我個人的心情來說，確實感到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我們要向前看，我們這個事業是千秋萬代的事業啊！”
　　為了讓中青年人走上領導崗位，鄧小平決意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1987年，在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鄧小平帶頭提出退休。最終，中央決定同意他辭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決定他留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
　　(二)鄧小平要選擇什麼樣的人？
　　按照當時的歷史條件，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曾選拔和培養了兩個接班人，這在當時是最好的選擇。但是“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
　　於是，在1989年的初夏，鄧小平以極大的政治勇氣，以罕見的氣魄和膽識，經過反覆比較，最終推動和確定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並由此開啟了中共領導層新老交接的制度化進程。
　　這一年的5月31日，在徵得陳雲、李先念的同意後，鄧小平找李鵬、姚依林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談話，其核心內容就是選什麼樣的人進中央領導班子。鄧小平提出了6條標準。此次談話後以《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為題，收入到《鄧小平文選》第三捲中。
　　一是“眼界要非常寬闊，胸襟要非常寬闊，這是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反腐敗這個關必須過，對黨內高層腐敗下不了手，就會喪失人心，就會失敗，這是大局，不管是誰，一律受懲罰，要公佈於眾”。
　　三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動搖，這是根本問題”。
　　四是“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於長遠，著眼於大局，小局必須服從大局，這是關鍵問題”。
　　五是“決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錯誤就從這裡犯起”。
　　六是“領導這麼個國家不容易呀！責任不同啊！進入中央最高層都不再是過去的自己，人都有缺點需要繼續改進，對班子滿意就行，關鍵在領導核心”。
　　這是鄧小平在其晚年，傾其一生政治智慧和治國理政的體會，對即將走入中國政治舞臺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立下的明確標準。在談話的最後，鄧小平明確講道：“我請你們把我的話帶給將要在新的領導機構裡面工作的每一個同志。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重溫鄧小平選擇接班人的標準，不得不感嘆：這是他留給中國的最重要的遺產之一。從此，中國走出了五千年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政”的怪圈，也打破了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人去政息”的魔咒，改革開放得以穩定延續，民族復興有了制度基礎。
　　偉人已逝，言猶在耳。在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時候，值得我們研究的，是20多年前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評價和看法。在此，我們將這些評價與看法，包括一些鮮為人知的細節整理、披露出來，以饗讀者。
　　“我們將幫助你剋服困難”
　　時間倒回25年前。
　　1989年春夏之交，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接到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他立即趕赴北京。江澤民匆忙趕到機場，發現等待他的是一架專機。當飛機抵達北京南苑機場後，接他的卻是一輛普通的大眾桑塔納汽車。這輛汽車載著江澤民直接開往北京西山，在那裡，鄧小平安靜地等待著他。
　　兩人見面後，鄧小平提出由江澤民擔任黨的總書記。江澤民十分驚訝。他首先表達了對鄧小平的感謝，以及對黨的事業的忠誠，然後謙虛地表示，由於自己沒有在中央工作的經驗，恐怕擔當不起黨賦予的偉大使命。對此，鄧小平鼓勵道：“我們都支持你。我們將幫助你剋服任何困難，你不必擔心。”
　　對江澤民而言，此時接班可謂受命於危難——當時，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借群眾悼念胡耀邦逝世之機，大肆散佈謠言，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據天安門廣場，衝擊黨政要害部門，製造政治風波。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並採取果斷措施，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
　　此前，5月3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姚依林談話時提出，“要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這個領導要取信於民，使黨內信得過，人民信得過”。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再次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領導集體。
　　經過慎重而仔細的考慮後，鄧小平選中了江澤民。隨後，他要求就江澤民的任命進行表態，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任命得以通過。
　　“夠格的知識分子”
　　江澤民之所以能進入鄧小平的視野，同他在上海期間表現出來的政治立場、工作能力密不可分。
　　鄧小平一再強調，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成員，眼界要非常寬闊，胸襟要非常寬闊，這是最根本的要求。在鄧小平看來，進入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責任重大，要管大事，要有長遠眼光、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
　　早在1985年，全國爆發學潮。12月18日，作為上海市長的江澤民出現在大批學生面前。一開始，學生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他一開口講話就有學生髮出質問。面對質問，江澤民說：“我一進校園就看到同學們貼的大字報，寫著建立‘民有、民享、民治’政府。”有學生打斷他：“你知道這是誰的話嗎？”江澤民鎮定地說：“這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說》中的話。”他隨即反問道：“你們在場的同學誰能背誦林肯這篇講話的全文？”會場上沒有一個人回答。但江澤民背出來了，他抑揚頓挫地背完了英文全文，把在場的學生驚得目瞪口獃，尖銳緊張的氣氛一下子就緩和了。
　　1988年春節期間，上海正在鬧甲肝，很多人都不願意到上海去，鄧小平卻不為所動，堅持從杭州轉道到了上海，出席上海各界的春節聯歡晚會。引人註目的是，江澤民始終站在他的身邊，這向外界表明瞭鄧小平對江澤民的信任。1989年2月，鄧小平第二次與江澤民一起慶祝春節。
　　如果不是這一年的政治風波，江澤民本可以在上海更好地實踐鄧小平的改革設想。但風波來了，江澤民也在這場風波中體現出“著眼於大局”的能力。當時，上海一家報紙《世界經濟導報》(下文稱《導報》)對游行示威的報道態度激進，還要求政府負責人承認錯誤。江澤民知道了該報紀念胡耀邦的專版報道計劃，在兩度勸阻總編欽本立無效後，果斷宣佈解除其總編職務，並對《導報》進行整頓。“我們在《導報》事件上是嚴格遵守黨的原則的，”江澤民後來談道，“我們從大局出發，嚴格區分了黨員和普通群眾。欽本立假裝服從，企圖欺騙黨。他違反了黨最基本的紀律，理應得到處分。”這種在關鍵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寸步不讓的原則性，正是當時的接班人所需要的。
　　1989年5月，在外灘舉行的絕食抗議進入第三天后，許多人開始昏倒。凌晨，江澤民手拿擴音器走到了人群中間。“你們的愛國熱情值得贊揚，”他通過擴音器對學生們說道，“而且你們反對腐敗、深化改革、推動民主的合理願望與黨和政府的目標也是一致的。我們正在努力實現這些目標。現在的首要任務是保護絕食學生的健康。你們是我們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你們必須身體健康才能學習好，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出力。”江澤民向學生們保證，他和其他領導會繼續同學生們進行討論，但“這樣的對話只能在冷靜和理性的氣氛中進行”。很快，學生們停止了絕食。
　　政治風波平息之後，應該選什麼樣的人進入新的領導機構？鄧小平認為，新的領導班子要取信於民，除了旗幟鮮明反腐敗外，最關鍵的是要真正堅持改革開放，這樣人民才會放心。“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大膽地將他們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要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誠意要搞改革開放。”顯然，江澤民一直支持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設想。並且，他有技術專業知識、政治經驗以及外交才能，能比較透徹地瞭解改革中的問題。此外，他具有廣博的文化知識，掌握外語技能，並受過科學訓練。鄧小平曾稱江澤民是一個“夠格的知識分子”，能夠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一個新的接班人形象。
　　江澤民當時主要的不利條件——沒有堅強的支持基礎——此時也變成了一個優勢。正如鄧小平所言：“我需要一個不搞小圈子的人。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吶！很多失誤就從這裡出來，錯誤就從這裡犯起。”
　　從鄧小平在西山同江澤民談話，到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這段時間里，鄧小平為平穩移交權力，有條不紊地做著安排。江澤民也努力學習如何做好總書記。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李鵬、姚依林的談話中強調：“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我們這些人的影響消失了好”
　　1989年11月9日晚7點，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開始播放，鄧小平坐在了電視機前。對他來說，這天的《新聞聯播》與自己的一項重大決定有關。
　　播音員那抑揚頓挫的聲音從電視機中傳了出來：“11月6日至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
　　其實，早在幾個月前，以江澤民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工作，國內政局逐漸平穩後，鄧小平就決定：要為自己的接班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安排自己退休，並且是完全退下來。他以這種高風亮節的方式，表示對接班人的全力支持。
　　時年85歲的鄧小平，經歷了多場政治風波，深知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弊端。幾年前，1984年10月22日，他就發表講話說：“請年紀大一些的同志騰出位子來不容易呀，但是這件事我們必須辦，這條路我們必須走。兩年前我就說過，我希望帶頭退休。”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在同江澤民、李鵬、喬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談起他的退休問題時說：“現在看來，對新的領導班子這一段活動，國際國內反應至少是很平靜的，感到穩妥，沒有什麼怪話，說明我們這個新的領導班子能夠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國際上的信任，如果再加上我們退出去，人家再看上2至3個月，或半年，我們的局面真正是穩妥穩定的，是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中國還在繼續發展，繼續執行原有的路線方針政策。到那時，我們這些人的影響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同一天，鄧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寫道：“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懇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請求。我也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請求。”
　　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了鄧小平的請求。同時，會議根據鄧小平的提議，決定江澤民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會結束3天后，鄧小平來到京西賓館，看望參加軍委擴大會議的同志們，併發表講話。他說：“軍委領導更換了人。我認為，確定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我們全黨做出的正確的選擇，江澤民同志是合格的軍委主席，因為他是合格的黨的總書記。希望大家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以他為主席的中央軍委領導下，把我們的軍隊建設得更好，為捍衛我們國家的獨立和主權，捍衛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事業，捍衛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我退休以後，江澤民他們搞得不錯”
　　退休後的鄧小平，仍然關註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長。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幾位負責人談話時說：“對一年半以來中央的工作，我滿意，這一年多的成績不可低估。”他再次強調：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
　　1992年10月12日，黨的十四大在北京召開，江澤民作了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政治報告。報告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鄧小平並沒有到會場，而是坐在家裡的電視機前，看著他的接班人讀完了最後一句。他說，“講得不錯，我要為這個報告鼓掌”，便獨自拍起手來。
　　1992年以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起來，改革開放事業邁出了新的步伐。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鄧小平說：“現在證明，我退休以後，江澤民他們搞得不錯。”“現在我比較放心，我看我們的事業有希望，我們國家大有希望，我們民族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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